第四章 民国二十三年（1934）（4 / 9）
周作人在八道湾的书斋无梦也无波澜。长女周若子病死后，周作人变得沉默而消沉。
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不少学人在宣武门外下斜街浙寺为李大钊举行公祭。在哀伤的氛围中，周作人带着一个花圈并奠仪十元，出现在公祭会上。为李大钊办公祭，周作人自然知道其政治目的，但他还是参加了，去告慰李大钊的英灵，死者毕竟是自己不多的朋友之一。而且，让他更悲哀的是，李大钊赴死，而身后萧条。
此前一年，周作人曾写信给胡适，希望出售李大钊的遗著，以帮助李大钊一家人摆脱经济困境。
公祭前几天，周作人曾致函曹聚仁：
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集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近来滦东失陷，乐亭早已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及此事，再四思维，拟以奉询先生，未知群众图书公司可为刊印否？
后经反反复复议事，想了很多办法，刊印李大钊遗著，一直没有结果。
洒脱的周作人，同样也有陷入俗事的时候，老三周建人早就离京到上海工作，鲁迅又携许广平定居上海，西三条的老母只能依靠老二周作人了。
其实周作人主要是经常去西三条那里送生活费，顺便看看老母。若说悉心照料鲁瑞的，应该是鲁迅明媒正娶的夫人朱安、与鲁迅矛盾深重的周作人之妻信子。过去有许多文章站在鲁迅一边，极力诋诬信子的乖张，有意遮蔽信子的善良。
有一段时间，鲁瑞经医生诊断患了肾炎，医生嘱咐以西瓜为药。一试，果然见效。但夏秋两季西瓜好买，到了冬季何处去觅？这难坏了鲁瑞和朱安。信子为人聪慧，在朱安痛苦无法时，想出了一个办法，即西瓜上市时节，她和朱安大量买入，然后二人将西瓜汁熬成膏，密封于磁罐里，供老太太冬季用。
自鲁迅离开北京后，每逢年节，特别是鲁老太太寿诞之日，周作人和信子总会在一家有名的饭庄为母亲办一桌丰盛酒席，送到西三条。
鲁迅当然也惦记着老母，从不拖欠西三条的生活费一百五十元（或一百元）和家人的零花钱二十元，十年一直定时定量，物价渐涨，也从不增添。发生战乱，南北断邮，鲁迅还特意在北平朋友宋子佩处存了一笔钱，以备不时之需。当然，鲁迅对寄钱也会有些抱怨。比如1933年7月，周作人正为李大钊遗著出版无望而着急的时候，鲁迅给西三条的母亲写了一封这样的信，意味深长：
家中既可没有问题，甚好，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
信中有股怨气，诸君自会看得出。鲁迅在上海，过着的当然不只是“中上”生活，他的稿费、版税，加上蔡元培给他安排只拿薪水不必办事的可观收入，每月给老母还有他死不认账的法定媳妇朱安的生活费，本区区小数，何至抱怨？
大约在1931年，“吾家予同”还称周作人“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周作人闻之，在给俞平伯的信中，称此语“大误”，并说“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
周作人说的是事实。20世纪20年代末，新文学队伍急遽地分化改组，大部分新文学作家随时代前行，但像周作人这类作家，却未跟着时代步伐前进，而是从“站在歧路的中间”，走上一条倒退之路。他在1928年发表的《闭户读书论》一文中说：
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
闭门读书，并无过错，但在新旧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躲进书斋，自有逃避之嫌。1930年他又有《草木虫鱼小引》发表，文中说：
我个人却的确是相信文学无用论的。我觉得文学好像是一个香炉，他的两旁边还有一对蜡烛台，左派和右派，无论那一边是左是右，都没有什么关系。
又两年后，他在北平辅仁大学讲课，后将讲稿加工整理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由人文书店出版。书中102页，有这样的话：
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
关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的成书，非周作人有意为之。辅仁大学英语系一年级学生邓广铭，听完周作人六次演讲后，将完整记录拿给周作人，希望校正。周作人六次演讲，并无讲义，连提纲都没有，见邓广铭绝少错误、条理分明的记录稿，甚是惊喜，稍加校改就交给人文书店出版。该书得稿费七百大洋，周作人都交给邓广铭，说这是他应得的酬劳，邓广铭拿去买了一套线装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凡听过周作人演讲者，无人不知满腹经纶的“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苦茶庵主”，文章写得漂亮，“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前人评诗，以‘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来说明神韵。周氏小品，其妙正在‘神韵’”（曹聚仁语）。与周作人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的散文风格相比，他的口才，就实在不能恭维了。“第一堂课听毕，往往五六十人就一窝蜂似的散了，到了第二回上课，剩下的就是真正选习的二十余人罢了。”（柳存仁语）邓广铭能耐心将周作人带着浓重绍兴乡音且干巴巴的表述听下去，并做了完整的、有条理的记录，这真让周作人大喜过望。他欣然将稿费全部赠予，实际上是一种报答。
周作人停下前进的脚步，向后倒退，遭到不少新文学作家、批评家的批评。但他并未改弦更张。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先后出版了《永日集》《看云集》《苦口甘口》《书房一角》《夜读抄》《苦茶随笔》等十部散文集。从艺术上看，依然是闲适和洒脱、幽默和谐趣，但作品的战斗气息日渐淡薄，苦味、消极、颓唐越来越浓。虽然周作人依然是“京派”作家的主将。但随着沈从文的崛起，周作人的星光已见黯淡。
1934年，夏衍称该年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严酷的时期”。进步的作家，奋而与之抗争。这是胡适等作家、学者“彼此共同负责”联手争取言论自由的时代。
3月5日，沈从文在《国闻周报》上发表《禁书问题》一文，对国民党当局禁书提出质疑，更令他痛心的是“在当局群彦中，竟无一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为极可惋惜的事情”。
3月，陈独秀身在上海狱中，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独秀文存》第十版，始无前例地印了两千册。后南京最高法院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终审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周作人迎来了他的五十寿辰，自然有一番感慨，我们不妨读读他的两首自寿诗。两诗发表在该年4月5日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上，冠以“五秩自寿诗”的大标题，并附以周作人大幅照片。此举乃林语堂精心操办，同时还发表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三人的《和岂明先生五秩自寿诗原韵》。
周作人自寿诗一曰：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返回顶部↑
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不少学人在宣武门外下斜街浙寺为李大钊举行公祭。在哀伤的氛围中，周作人带着一个花圈并奠仪十元，出现在公祭会上。为李大钊办公祭，周作人自然知道其政治目的，但他还是参加了，去告慰李大钊的英灵，死者毕竟是自己不多的朋友之一。而且，让他更悲哀的是，李大钊赴死，而身后萧条。
此前一年，周作人曾写信给胡适，希望出售李大钊的遗著，以帮助李大钊一家人摆脱经济困境。
公祭前几天，周作人曾致函曹聚仁：
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集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近来滦东失陷，乐亭早已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及此事，再四思维，拟以奉询先生，未知群众图书公司可为刊印否？
后经反反复复议事，想了很多办法，刊印李大钊遗著，一直没有结果。
洒脱的周作人，同样也有陷入俗事的时候，老三周建人早就离京到上海工作，鲁迅又携许广平定居上海，西三条的老母只能依靠老二周作人了。
其实周作人主要是经常去西三条那里送生活费，顺便看看老母。若说悉心照料鲁瑞的，应该是鲁迅明媒正娶的夫人朱安、与鲁迅矛盾深重的周作人之妻信子。过去有许多文章站在鲁迅一边，极力诋诬信子的乖张，有意遮蔽信子的善良。
有一段时间，鲁瑞经医生诊断患了肾炎，医生嘱咐以西瓜为药。一试，果然见效。但夏秋两季西瓜好买，到了冬季何处去觅？这难坏了鲁瑞和朱安。信子为人聪慧，在朱安痛苦无法时，想出了一个办法，即西瓜上市时节，她和朱安大量买入，然后二人将西瓜汁熬成膏，密封于磁罐里，供老太太冬季用。
自鲁迅离开北京后，每逢年节，特别是鲁老太太寿诞之日，周作人和信子总会在一家有名的饭庄为母亲办一桌丰盛酒席，送到西三条。
鲁迅当然也惦记着老母，从不拖欠西三条的生活费一百五十元（或一百元）和家人的零花钱二十元，十年一直定时定量，物价渐涨，也从不增添。发生战乱，南北断邮，鲁迅还特意在北平朋友宋子佩处存了一笔钱，以备不时之需。当然，鲁迅对寄钱也会有些抱怨。比如1933年7月，周作人正为李大钊遗著出版无望而着急的时候，鲁迅给西三条的母亲写了一封这样的信，意味深长：
家中既可没有问题，甚好，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
信中有股怨气，诸君自会看得出。鲁迅在上海，过着的当然不只是“中上”生活，他的稿费、版税，加上蔡元培给他安排只拿薪水不必办事的可观收入，每月给老母还有他死不认账的法定媳妇朱安的生活费，本区区小数，何至抱怨？
大约在1931年，“吾家予同”还称周作人“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周作人闻之，在给俞平伯的信中，称此语“大误”，并说“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
周作人说的是事实。20世纪20年代末，新文学队伍急遽地分化改组，大部分新文学作家随时代前行，但像周作人这类作家，却未跟着时代步伐前进，而是从“站在歧路的中间”，走上一条倒退之路。他在1928年发表的《闭户读书论》一文中说：
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
闭门读书，并无过错，但在新旧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躲进书斋，自有逃避之嫌。1930年他又有《草木虫鱼小引》发表，文中说：
我个人却的确是相信文学无用论的。我觉得文学好像是一个香炉，他的两旁边还有一对蜡烛台，左派和右派，无论那一边是左是右，都没有什么关系。
又两年后，他在北平辅仁大学讲课，后将讲稿加工整理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由人文书店出版。书中102页，有这样的话：
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
关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的成书，非周作人有意为之。辅仁大学英语系一年级学生邓广铭，听完周作人六次演讲后，将完整记录拿给周作人，希望校正。周作人六次演讲，并无讲义，连提纲都没有，见邓广铭绝少错误、条理分明的记录稿，甚是惊喜，稍加校改就交给人文书店出版。该书得稿费七百大洋，周作人都交给邓广铭，说这是他应得的酬劳，邓广铭拿去买了一套线装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凡听过周作人演讲者，无人不知满腹经纶的“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苦茶庵主”，文章写得漂亮，“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前人评诗，以‘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来说明神韵。周氏小品，其妙正在‘神韵’”（曹聚仁语）。与周作人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的散文风格相比，他的口才，就实在不能恭维了。“第一堂课听毕，往往五六十人就一窝蜂似的散了，到了第二回上课，剩下的就是真正选习的二十余人罢了。”（柳存仁语）邓广铭能耐心将周作人带着浓重绍兴乡音且干巴巴的表述听下去，并做了完整的、有条理的记录，这真让周作人大喜过望。他欣然将稿费全部赠予，实际上是一种报答。
周作人停下前进的脚步，向后倒退，遭到不少新文学作家、批评家的批评。但他并未改弦更张。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先后出版了《永日集》《看云集》《苦口甘口》《书房一角》《夜读抄》《苦茶随笔》等十部散文集。从艺术上看，依然是闲适和洒脱、幽默和谐趣，但作品的战斗气息日渐淡薄，苦味、消极、颓唐越来越浓。虽然周作人依然是“京派”作家的主将。但随着沈从文的崛起，周作人的星光已见黯淡。
1934年，夏衍称该年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严酷的时期”。进步的作家，奋而与之抗争。这是胡适等作家、学者“彼此共同负责”联手争取言论自由的时代。
3月5日，沈从文在《国闻周报》上发表《禁书问题》一文，对国民党当局禁书提出质疑，更令他痛心的是“在当局群彦中，竟无一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为极可惋惜的事情”。
3月，陈独秀身在上海狱中，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独秀文存》第十版，始无前例地印了两千册。后南京最高法院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终审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周作人迎来了他的五十寿辰，自然有一番感慨，我们不妨读读他的两首自寿诗。两诗发表在该年4月5日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上，冠以“五秩自寿诗”的大标题，并附以周作人大幅照片。此举乃林语堂精心操办，同时还发表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三人的《和岂明先生五秩自寿诗原韵》。
周作人自寿诗一曰：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