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国二十五年（1936）（8 / 8）
王西彦是1933年暑假只身到北平进入中国大学国学系读书的。后又参加北平左联和旧学联的活动，参加一二·九运动，被选为“北平作家协会”候补执行委员。他的回忆，显然是后来听说的，因此与事实有出入。
章太炎到北平，非1931年，乃1933年2月，也非应吴承仕所“邀请”来讲学，而是北上北平，督促张学良抗日，并顺便应吴承仕等弟子之邀在北平讲学。另一目的，是携来自己一生所有的七卷著作，交给钱玄同、吴承仕等弟子设法印制出版。众弟子纷纷出资，“交由吴检斋总其成”。钱玄同、吴承仕用了两年时间，精心编辑校阅。《章炳麟论学集》终得出版。章太炎见到书，甚是高兴，即给吴承仕写信道：“此书经营二岁有余，方成剖剧，足下与玄同力亦疲惫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沈阳、吉林、黑龙江相继沦陷。吴承仕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联席会议主席，曾与高步瀛、袁同礼等多名教师联名通电全国，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并要求国民党政府奋起抗日。
1934年，在中国大学任国学系主任时，吴承仕创办《文史》杂志。多载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及茅盾、曹清华等进步作家作品。鲁迅的《儒术》于1934年6月，以唐俟的署名，发在第一卷第二期的《文史》月刊上。那是鲁迅听得“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据《大美晚报》）”后，所引发的一段关于“儒术”的议论，并弦外有音地议论道：“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钱玄同认定，“《文史》是一赤色刊物”，或因《文史》所刊进步作品较多之故。但也证实吴承仕的政治态度。因此，《文史》仅出了四期，便被“查封”，合乎逻辑。
1935年10月，吴承仕再办《盍旦》期刊，盍旦者，渴望光明之意，具有挑战性。坚持革命方向，又出了五期，也遭查禁。吴承仕坚持屡禁屡办的韧性精神，于1936年8月，又与一些同道创办了《时代文化》杂志。前面讲的《国歌改造运动》一文，就发表在《时代文化》上。
1936年，吴承仕在《时代文化》发表《一二·一二的示威游行与学运》，翌年又在该刊发表《新学生团体的出现》，都是总结一二·九运动以来学生爱国运动所取得的发展，同时揭露国民党分裂学运的种种阴谋。就是在这一年深秋，经中共地下党的考验，吴承仕被接纳为中共党员，与齐燕铭等编在同一特别小组。
1937年春，张友渔、吴承仕、张申府等进步教授，经研究决定，组织新启蒙学会。吴承仕被推举起草《新启蒙学会宣言》。不久，吴承仕拟就了宣言，提出新启蒙学会旨在“唤醒比较多的知识分子，成为时代改新的中心力量……争取当前的民族解放的胜利”。很显然，吴承仕受到左翼作家运动的影响，在党的指示下，力求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争取更多知识分子参加到民族解放运动中来，故有此举。
《新启蒙学会宣言》一出，社会反响并不大。一是因为当时大敌当前，国人更多考虑国家民族的命运；二是新启蒙宗旨不清。但即便是这样，反动派还是嗅出赤色味道，就有杨立奎再次出面，在《华北日报》上发表《斥灭沦丧德的新启蒙运动》一文，攻击新启蒙运动。杨立奎者，乃吴承仕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同事。一二·九运动之后，吴承仕与杨立奎多有斗争。杨立奎与“新学联”“师大抗敌反共救国会”一起反对学生爱国运动。吴承仕曾撰文《新学生团体的出现》，揭露其反共反民主的丑行。同时向社会揭露“新学联”捏造有三百四十名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参加“新学联”的欺世勾当。如今杨立奎又跳出来，撰文谩骂：“启蒙学会的人拿忠孝节义五伦八德当作毒素，要把他一点一滴地洗净……这些禽兽，居然在大学里做教师，将来岂不是要教出一大群猛兽来吗？”并通电全国，诬蔑诽谤新启蒙学会及吴承仕。
吴承仕凛然反击，他在《与某人书》（《吴承仕文录》）一文中写道：
承仕幼承庭诰，长受业于章太炎先生之门，服官法界二十年，讲学于北京、师范、东北、中国、民国各大学，亦逾一纪。退食之暇，唯以研精小学，探究三礼为事，积久有深，撰述日多。或刻本行世，以就教于通人，或积稿盈尺，以待后来之删定，此皆经生素业，诚未足多。至于立身行道，表里如一，一事不妄为，一语不妄发，一介不妄取，硁硁自守之节，老而弥笃，则诚足以质天地而告鬼神者也……彼辈自有系统，如复兴社、CC团、弘毅社、黄埔系、蓝衣社等，实为其有力之支柱……承仕无官守无言责，似可洁身而退，然同舟有及溺之患，圣门无大隐之人，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如谓爱国有罪，则斧钺诚无所逃，闻者足戒，则刍荛或有可采。
吴承仕此信，并不慷慨激昂，也不露锐利锋芒，但于雍容、自信之襟怀间，有一股凛然正气。恰与杨立奎之泼妇骂街式的苍白滑稽之腔形成强烈反差。正气者自正，邪气者自惭。杨立奎究竟是什么人，说他是反动教授，少有确凿之据，此处不多论。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之后，吴承仕在北平地下党的保护下，来到天津英租界，化名汪少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返回顶部↑
章太炎到北平，非1931年，乃1933年2月，也非应吴承仕所“邀请”来讲学，而是北上北平，督促张学良抗日，并顺便应吴承仕等弟子之邀在北平讲学。另一目的，是携来自己一生所有的七卷著作，交给钱玄同、吴承仕等弟子设法印制出版。众弟子纷纷出资，“交由吴检斋总其成”。钱玄同、吴承仕用了两年时间，精心编辑校阅。《章炳麟论学集》终得出版。章太炎见到书，甚是高兴，即给吴承仕写信道：“此书经营二岁有余，方成剖剧，足下与玄同力亦疲惫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沈阳、吉林、黑龙江相继沦陷。吴承仕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联席会议主席，曾与高步瀛、袁同礼等多名教师联名通电全国，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并要求国民党政府奋起抗日。
1934年，在中国大学任国学系主任时，吴承仕创办《文史》杂志。多载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及茅盾、曹清华等进步作家作品。鲁迅的《儒术》于1934年6月，以唐俟的署名，发在第一卷第二期的《文史》月刊上。那是鲁迅听得“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据《大美晚报》）”后，所引发的一段关于“儒术”的议论，并弦外有音地议论道：“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钱玄同认定，“《文史》是一赤色刊物”，或因《文史》所刊进步作品较多之故。但也证实吴承仕的政治态度。因此，《文史》仅出了四期，便被“查封”，合乎逻辑。
1935年10月，吴承仕再办《盍旦》期刊，盍旦者，渴望光明之意，具有挑战性。坚持革命方向，又出了五期，也遭查禁。吴承仕坚持屡禁屡办的韧性精神，于1936年8月，又与一些同道创办了《时代文化》杂志。前面讲的《国歌改造运动》一文，就发表在《时代文化》上。
1936年，吴承仕在《时代文化》发表《一二·一二的示威游行与学运》，翌年又在该刊发表《新学生团体的出现》，都是总结一二·九运动以来学生爱国运动所取得的发展，同时揭露国民党分裂学运的种种阴谋。就是在这一年深秋，经中共地下党的考验，吴承仕被接纳为中共党员，与齐燕铭等编在同一特别小组。
1937年春，张友渔、吴承仕、张申府等进步教授，经研究决定，组织新启蒙学会。吴承仕被推举起草《新启蒙学会宣言》。不久，吴承仕拟就了宣言，提出新启蒙学会旨在“唤醒比较多的知识分子，成为时代改新的中心力量……争取当前的民族解放的胜利”。很显然，吴承仕受到左翼作家运动的影响，在党的指示下，力求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争取更多知识分子参加到民族解放运动中来，故有此举。
《新启蒙学会宣言》一出，社会反响并不大。一是因为当时大敌当前，国人更多考虑国家民族的命运；二是新启蒙宗旨不清。但即便是这样，反动派还是嗅出赤色味道，就有杨立奎再次出面，在《华北日报》上发表《斥灭沦丧德的新启蒙运动》一文，攻击新启蒙运动。杨立奎者，乃吴承仕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同事。一二·九运动之后，吴承仕与杨立奎多有斗争。杨立奎与“新学联”“师大抗敌反共救国会”一起反对学生爱国运动。吴承仕曾撰文《新学生团体的出现》，揭露其反共反民主的丑行。同时向社会揭露“新学联”捏造有三百四十名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参加“新学联”的欺世勾当。如今杨立奎又跳出来，撰文谩骂：“启蒙学会的人拿忠孝节义五伦八德当作毒素，要把他一点一滴地洗净……这些禽兽，居然在大学里做教师，将来岂不是要教出一大群猛兽来吗？”并通电全国，诬蔑诽谤新启蒙学会及吴承仕。
吴承仕凛然反击，他在《与某人书》（《吴承仕文录》）一文中写道：
承仕幼承庭诰，长受业于章太炎先生之门，服官法界二十年，讲学于北京、师范、东北、中国、民国各大学，亦逾一纪。退食之暇，唯以研精小学，探究三礼为事，积久有深，撰述日多。或刻本行世，以就教于通人，或积稿盈尺，以待后来之删定，此皆经生素业，诚未足多。至于立身行道，表里如一，一事不妄为，一语不妄发，一介不妄取，硁硁自守之节，老而弥笃，则诚足以质天地而告鬼神者也……彼辈自有系统，如复兴社、CC团、弘毅社、黄埔系、蓝衣社等，实为其有力之支柱……承仕无官守无言责，似可洁身而退，然同舟有及溺之患，圣门无大隐之人，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如谓爱国有罪，则斧钺诚无所逃，闻者足戒，则刍荛或有可采。
吴承仕此信，并不慷慨激昂，也不露锐利锋芒，但于雍容、自信之襟怀间，有一股凛然正气。恰与杨立奎之泼妇骂街式的苍白滑稽之腔形成强烈反差。正气者自正，邪气者自惭。杨立奎究竟是什么人，说他是反动教授，少有确凿之据，此处不多论。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之后，吴承仕在北平地下党的保护下，来到天津英租界，化名汪少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