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国二十五年（1936）（2 / 8）
胡适对萧伯纳的这一谈话中的“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一句，在当时与后来，遭到说不清道不明的误读。倘联系胡适一贯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文章及此讲话的全文，其实，他的表述是清楚的、明白无误的，那就是日本必须“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不怀好意者的引申，无非是想败坏胡适形象，搞掉一位在国难当头伊始，就代表中国知识界理性、良知，积极宣传抗日的领袖。
1933年，中日两国并没有宣战，但日本悍然侵略我国华北，“中国民族排日仇日的心理，只有一日深似一日，一天高似一天”。在这样的关头，胡适的时评，已成为当时整个中国的声音。3月27日，胡适又有《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针对日本为欺骗世界舆论，故意做出的某些姿态，文中提出中日两国在目前形势交涉的唯一条件是取消伪满洲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省的领土和行政主权的完整，舍此，“中国决不能和日本开始交涉”。胡适在这篇文章中，还清醒地指出：
我们此时也许无力收复失地，但我们决不可在这世界的道德援助完全赞助我们的时候先就把失地签让给我们的敌人。我们也许还要受更大更惨的侵略，但我们此时已被“逼上梁山”，已是义无反顾的了。我们此时对自己，对世界，都不能不坚持那道德上的“不承认主义”，就是决不承认侵略者在中国领土内用暴力造成任何局面、条约或协定。
可以说，中国领土完整、行政主权完整，是胡适在中日问题上言论的基石。
早在1932年9月15日，胡适在给罗文干的一封信函中，关于处理中日两国关系，就曾主张“我国必须决定一个基本方针”，说具体一点，即“一、取消满洲国；二、恢复在东北之行政主权”。
胡适在《国际流言中的一个梦想》（《独立评论》第九十号）一文中，重申他的这一主张：“即使华盛顿和伦敦、巴黎、柏林、罗马的政府都承认了满洲国，中国的政府和人民也决不承认它的，更不用说中、满的同盟了。”
在《解决中日问题的“任何悬念”》一文中，胡适态度鲜明地指出：
我们对日本，对世界，决不可回避这个满洲问题，我们敌人要我们不谈这个问题，难道我们就乖乖的不谈它了吗？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出这个问题，天天谈，日日谈，站在屋顶上大喊，锲而不舍的大喊。我们决不可因敌人忌讳而就忽略了这三千万人所在的失地，让他们去任日本军阀随意的宰割！
1933年4月8日，胡适回信汪精卫，辞谢汪诚恳请求他出任教育部部长的决定。胡适在信中说：
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胡适辞谢汪精卫力邀出任教育部部长之请的六天后，写了一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起因是一封从陕西西安寄给《独立评论》的信。写信者叫徐炳昶，他在信中要求《独立评论》同人联合发一个“坚决主战”的宣言，特别提出胡适本人在中日关系特别是主战问题上，发表一下他近来的意见。
《独立评论》第四十六号上，发表了徐炳昶这封信的同时，胡适借此信也写了这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1933年4月11日）发在同期。文章表示，因日本在伪满洲国问题上毫不让步，又拒绝国联的调解并退出国联，他已经不主张与日本交涉了。
胡适在文章中的一段话，又引起一场波澜。关于主战问题，胡适在文中说：
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这不是说凡主张的都是昧着良心的。这只是要说，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与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
此文甫一发表，《大公报》即有《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回应胡适。自称董时进的作者呼吁“脱开赤膊，提起铁匠铺打的大刀”，与鬼子拼命。“我们的老百姓到了草根树皮都没有，他们不吃也成，到饿死也不会骚动，更不会同士兵争粮饷”，“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
明眼人是会从隐藏的文字中，读出董时进的“高论”，其实是一种牢骚和怨言。甚或是对当局不思强国，只顾榨取民脂民膏丑行的控诉。但胡适却从历史上轻言主战的教训，提醒国人。清议多误国，历史上安南、朝鲜、台湾、辽东半岛从中国版图上被人掠走的教训，都与主持清议的名流重臣不无关系，故胡适在主战问题上，一直是“唱低调”的，这是事实。
我们按时间顺序，看看胡适的“哀矜敬慎”对主战的态度。
1932年12月6日，胡适在接受北平《晨报》记者采访时说：
大凡一个国家的兴亡强弱，都不是偶然的，就是日本蕞尔三岛，一跃而为世界强国……所以能够如此，也有他的道理。我们不可认为偶然的。我们要抵抗日本，也应该研究日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1933年5月，傅作义率五十九军在怀柔抵抗现代化日军的飞机大炮的进攻。日军撤走后，傅作义在战场找到二百零三具阵亡官兵遗骸，葬之大青山下，立碑以慰忠烈。胡适敬佩不已，后以诗表哀敬，冷静而低调：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是年12月20日，胡适致信汪精卫，重申对抗日要“哀矜敬慎”：
当举国唱高调之时，我不怕唱低调；今日举国好像要唱低调了，我不敢不唱一点高调。
这也许正是胡适每发抗日政论时，既“哀矜敬慎”，又不给抗日泼冷水，而是揆时度势，知制有节，低调而不失信心。
1934年12月17日，是胡适生日，他在这天写《国际危机的逼近》一文，发于《独立评论》一百三十二号。文章全面阐述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中华野心不死，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中华民族燕巢危幕，无力自救的悲剧不可避免，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战场，中国必将遭到巨大牺牲。
但文章并不悲观，开始提倡武力御侮。据章希吕日记载：“夜饭后和适兄闲谈了两个钟头，他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怀了一个不能幸免之惧，中国尤首当其冲，牺牲必大，那时人民的痛苦必比现在尤甚。但中国能否翻身，就在这个世界大混战中。”最后一句话可解读为，中国只有通过抗战才能自救，才能翻身。
1935年6月27日，胡适写长信给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信中说： ↑返回顶部↑
1933年，中日两国并没有宣战，但日本悍然侵略我国华北，“中国民族排日仇日的心理，只有一日深似一日，一天高似一天”。在这样的关头，胡适的时评，已成为当时整个中国的声音。3月27日，胡适又有《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针对日本为欺骗世界舆论，故意做出的某些姿态，文中提出中日两国在目前形势交涉的唯一条件是取消伪满洲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省的领土和行政主权的完整，舍此，“中国决不能和日本开始交涉”。胡适在这篇文章中，还清醒地指出：
我们此时也许无力收复失地，但我们决不可在这世界的道德援助完全赞助我们的时候先就把失地签让给我们的敌人。我们也许还要受更大更惨的侵略，但我们此时已被“逼上梁山”，已是义无反顾的了。我们此时对自己，对世界，都不能不坚持那道德上的“不承认主义”，就是决不承认侵略者在中国领土内用暴力造成任何局面、条约或协定。
可以说，中国领土完整、行政主权完整，是胡适在中日问题上言论的基石。
早在1932年9月15日，胡适在给罗文干的一封信函中，关于处理中日两国关系，就曾主张“我国必须决定一个基本方针”，说具体一点，即“一、取消满洲国；二、恢复在东北之行政主权”。
胡适在《国际流言中的一个梦想》（《独立评论》第九十号）一文中，重申他的这一主张：“即使华盛顿和伦敦、巴黎、柏林、罗马的政府都承认了满洲国，中国的政府和人民也决不承认它的，更不用说中、满的同盟了。”
在《解决中日问题的“任何悬念”》一文中，胡适态度鲜明地指出：
我们对日本，对世界，决不可回避这个满洲问题，我们敌人要我们不谈这个问题，难道我们就乖乖的不谈它了吗？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出这个问题，天天谈，日日谈，站在屋顶上大喊，锲而不舍的大喊。我们决不可因敌人忌讳而就忽略了这三千万人所在的失地，让他们去任日本军阀随意的宰割！
1933年4月8日，胡适回信汪精卫，辞谢汪诚恳请求他出任教育部部长的决定。胡适在信中说：
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胡适辞谢汪精卫力邀出任教育部部长之请的六天后，写了一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起因是一封从陕西西安寄给《独立评论》的信。写信者叫徐炳昶，他在信中要求《独立评论》同人联合发一个“坚决主战”的宣言，特别提出胡适本人在中日关系特别是主战问题上，发表一下他近来的意见。
《独立评论》第四十六号上，发表了徐炳昶这封信的同时，胡适借此信也写了这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1933年4月11日）发在同期。文章表示，因日本在伪满洲国问题上毫不让步，又拒绝国联的调解并退出国联，他已经不主张与日本交涉了。
胡适在文章中的一段话，又引起一场波澜。关于主战问题，胡适在文中说：
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这不是说凡主张的都是昧着良心的。这只是要说，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与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
此文甫一发表，《大公报》即有《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回应胡适。自称董时进的作者呼吁“脱开赤膊，提起铁匠铺打的大刀”，与鬼子拼命。“我们的老百姓到了草根树皮都没有，他们不吃也成，到饿死也不会骚动，更不会同士兵争粮饷”，“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
明眼人是会从隐藏的文字中，读出董时进的“高论”，其实是一种牢骚和怨言。甚或是对当局不思强国，只顾榨取民脂民膏丑行的控诉。但胡适却从历史上轻言主战的教训，提醒国人。清议多误国，历史上安南、朝鲜、台湾、辽东半岛从中国版图上被人掠走的教训，都与主持清议的名流重臣不无关系，故胡适在主战问题上，一直是“唱低调”的，这是事实。
我们按时间顺序，看看胡适的“哀矜敬慎”对主战的态度。
1932年12月6日，胡适在接受北平《晨报》记者采访时说：
大凡一个国家的兴亡强弱，都不是偶然的，就是日本蕞尔三岛，一跃而为世界强国……所以能够如此，也有他的道理。我们不可认为偶然的。我们要抵抗日本，也应该研究日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1933年5月，傅作义率五十九军在怀柔抵抗现代化日军的飞机大炮的进攻。日军撤走后，傅作义在战场找到二百零三具阵亡官兵遗骸，葬之大青山下，立碑以慰忠烈。胡适敬佩不已，后以诗表哀敬，冷静而低调：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是年12月20日，胡适致信汪精卫，重申对抗日要“哀矜敬慎”：
当举国唱高调之时，我不怕唱低调；今日举国好像要唱低调了，我不敢不唱一点高调。
这也许正是胡适每发抗日政论时，既“哀矜敬慎”，又不给抗日泼冷水，而是揆时度势，知制有节，低调而不失信心。
1934年12月17日，是胡适生日，他在这天写《国际危机的逼近》一文，发于《独立评论》一百三十二号。文章全面阐述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中华野心不死，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中华民族燕巢危幕，无力自救的悲剧不可避免，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战场，中国必将遭到巨大牺牲。
但文章并不悲观，开始提倡武力御侮。据章希吕日记载：“夜饭后和适兄闲谈了两个钟头，他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怀了一个不能幸免之惧，中国尤首当其冲，牺牲必大，那时人民的痛苦必比现在尤甚。但中国能否翻身，就在这个世界大混战中。”最后一句话可解读为，中国只有通过抗战才能自救，才能翻身。
1935年6月27日，胡适写长信给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信中说：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