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民国二十四年（1935）（3 / 14）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元月成立于北京，发起人有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叶绍钧）等人，后朱自清加入。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文学研究会章程》）。其会刊是《小说月报》。
同年，创造社诞于日本东京，由清一色的留日学生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张资平等结成。一开始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又提对旧社会“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后来又倡导“革命文学”。其文学主张，自相矛盾。社刊先后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十余种。
作为文学研究会骨干的朱自清，能公允地评价创造社的老大郭沫若，其不囿于流派意识的品格，为文坛所称道。
朱自清在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是这样评价郭沫若新诗的：
他主张诗的本质专在抒情，在自我表现，诗人的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他最厌恶形式，而以自然流露为上乘，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中国缺乏冥想诗。诗人虽然多是人本主义者，却没有去摸索人生根本问题的。而对于自然，起初是不懂得理会；渐渐懂得了，又只是观山玩水，写入诗只当背景用。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诗是第一回。至于动的和反抗的精神，在静的忍耐的文明里，不用说，更是没有过的。不过这些也都是外国影响——有人说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是创造社的特色，郭氏的诗正是一个代表。
且不说朱自清此诗论是否经得起推敲。比如“中国缺乏冥想诗”，“又只是观山玩水，写入诗只当背景用”，就说错了，诗经、楚辞、唐诗里，冥想诗多得很，庄子、李白诸公从来都是情景交融，哪里“只当背景用”？庄子、楚辞不是多有“探索人生根本问题”的名篇吗？“看自然作神，作朋友”，更轮不上“郭氏诗是第一回”了。屈原的《离骚》融人、神、自然于一体，构成一幅异常雄奇壮丽完整的图画，象征诗人高洁的品德，早“郭氏”几千年。朱自清论郭沫若新诗时，对中国诗传统采取虚无主义，论郭沫若就失去根基了。
请注意，朱自清在称赞郭沫若的诗的特点之后，特意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过这些也都是外国影响”。读到此，我们应该清楚朱自清对郭沫若的新诗并不只是赞誉。
直到朱自清晚年，在他与叶圣陶、吕叔湘合编的《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中，对所编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一诗解读道：“他的诗有两个新的主题，就是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由于前者，他把大自然看作神，看作朋友。由于后者，他要做个‘地之子’，地球的儿子。”重复了《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观点，反倒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表达了钦佩之情，尽管朱自清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但这证明朱自清开始走近马克思主义。
郭沫若的文字最早提到朱自清，是1922年7月，比朱自清日记中提到郭沫若早两年。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说，在上海的由马霍路迁到民厚南里的泰东书局编辑所，他经常与张闻天、汪馥泉等作家晤面。
文学研究会的诗人朱自清也来过一两次，他完全像一位乡先生，从他的手里能写出一些清新的诗，我觉得有些诧异。他那右侧的颅顶部有一个很大的秃了发的疮痕，可更助长了他的乡先生的风味。
“清新”二字，是他对朱自清诗的评价，看不出他多么欣赏朱自清。
他们二人分别代表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革命作家和淡泊处世、严谨治学的学院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郭二人不是战友，也不是朋友。在知识分子纷争激烈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朱自清能出于公心，研究和评价郭沫若的新诗和文史研究，是当时学院派学者的科学态度。后来朱自清还与吴晗、郭沫若等人合作，编辑出版了《闻一多全集》。更证明朱自清与逝者闻一多的深厚友谊，以及他的虚怀若谷对待一切人的胸怀。
有些论者，在谈朱自清推崇郭沫若新诗时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国时期学院派知识分子和有学问的革命家的互动”（《朱自清与郭沫若》）。这是说得通的，但是又说“朱自清对郭沫若的认同有力地证明了郭沫若在学院派知识分子中的巨大影响力”，就有悖于历史真实了。倘说郭沫若曾以革命者自居，以宗派主义蔑视、攻击鲁迅、茅盾等作家，包括胡适、叶绍钧、沈从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1948年8月，朱自清为《闻一多全集》耗去太多的心血，在出版当月，朱自清胃病发作，不幸逝世。8月15日，二十多名留港作家联名致电清华大学，悼念朱自清。17日，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总会暨香港分会十九人，致电清华大学朱自清治丧委员会，“遥申哀悼”。9月11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也在香港举行朱自清追悼会。三次追悼会，郭沫若都参加了。他是代表共产党为朱自清先生举行追悼活动的，而不是以逝者朋友身份出席的。
毛泽东对朱自清的评价是：
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这是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的话，是对一生保持着光明正义的执着追求，在人生道路和文学作品中都显示出高尚人格的、正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自清的崇高评价。该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
——闻一多探索新诗格律化中的是非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著名的“新月派”（或称“新月诗派”）。它并不是纯文学艺术社团，而是当时上流社会部分学者、作家组成的俱乐部性质团体。成立于1923年的北京。主要成员有徐志摩、胡适、梁启超、陈西滢等。后来，从美国回来的闻一多、余上沅也参加了新月社的活动。新月社在文学创作，特别是文学理论上产生不小影响，贡献不俗。他们以徐志摩编的《晨报副刊·诗镌》为基地，发表诗歌创作和理论，具有鲜明的流派特点。徐志摩的诗歌前面已经介绍，不再重复。闻一多的《死水》为诗歌格律化提供了成功的例证。他的《诗的格律》进一步提出格律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美学理论。闻一多和其他成员，开创了一个诗的流派，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不小的价值。
闻一多是从“新月派”冉冉升起的诗人。徐志摩在《猛虎集·序》中，这样推崇闻一多：
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
徐志摩准确地概括了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以及他在当时诗界的地位和影响。
闻一多与徐志摩在诗的艺术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异，二人的性格、思想也迥然不同，如果说徐志摩的诗是轻盈潇洒的诗风，而闻一多的诗则更为深厚持重，但在用很高的诗艺术手段表达人生的思考与执着、爱的信念与深情方面，他们又有太多的一致。他们是共同地、缺一不可地呈现了“新月派”的诗风和精神，推动了新诗继承中国诗歌传统之格律化运动。这与郭沫若等过多借鉴、模仿西方诗风，放弃传统有所不同。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生于湖北省浠水县一个封建世家，父亲是清末秀才。闻一多自幼学习传统诗书，六岁入塾读四书，七岁习国文、历史、博物等课本。1910年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两年后入国民公校及实修学校。同年夏，考入北京清华学校，改名多，1920年又改为一多。他曾在当时写的自传《闻多》中，风趣地说：
好文学及美术，独拙于科学，亦未尝强求之。人或责之，多叹曰：“吁！物有所适，性有所近，必欲强物以倍性，几何不至抑郁而发狂疾哉。”每暑假返家，恒闭户读书，忘寝馈。每闻宾客至，辄踧踖隅匿，顿足言曰：“胡又来扰人也！”所居室中，横胪群籍，榻几恒满。闲为古文辞，喜敷陈奇义，不屑屑于浅显。暇则歌啸或奏箫笛以自娱，多宫商之音。习书画，不拘拘于陈法，意之所至，笔辄随之不稍停云。
闻一多家乃是“书香门第”“耕读世家”，《闻多》中亦说：
先世业儒，大父尤嗜书，尝广鸠群籍，费不赀，筑室曰“绵葛轩”，延名师傅诸孙十余辈于内。
家庭对教育颇为重视，其文化氛围甚为浓郁。每到寒暑假，闻一多率弟妹们一起读书，写诗，评诗，“将欲‘诗化’吾家庭也”。
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身边也聚集了一群喜欢文学的同窗，以《清华周刊》为园地，以清华文学社为依托，共同创作新诗，互相批评。梁实秋等同学都纷纷加入。 ↑返回顶部↑
同年，创造社诞于日本东京，由清一色的留日学生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张资平等结成。一开始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又提对旧社会“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后来又倡导“革命文学”。其文学主张，自相矛盾。社刊先后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十余种。
作为文学研究会骨干的朱自清，能公允地评价创造社的老大郭沫若，其不囿于流派意识的品格，为文坛所称道。
朱自清在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是这样评价郭沫若新诗的：
他主张诗的本质专在抒情，在自我表现，诗人的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他最厌恶形式，而以自然流露为上乘，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中国缺乏冥想诗。诗人虽然多是人本主义者，却没有去摸索人生根本问题的。而对于自然，起初是不懂得理会；渐渐懂得了，又只是观山玩水，写入诗只当背景用。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诗是第一回。至于动的和反抗的精神，在静的忍耐的文明里，不用说，更是没有过的。不过这些也都是外国影响——有人说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是创造社的特色，郭氏的诗正是一个代表。
且不说朱自清此诗论是否经得起推敲。比如“中国缺乏冥想诗”，“又只是观山玩水，写入诗只当背景用”，就说错了，诗经、楚辞、唐诗里，冥想诗多得很，庄子、李白诸公从来都是情景交融，哪里“只当背景用”？庄子、楚辞不是多有“探索人生根本问题”的名篇吗？“看自然作神，作朋友”，更轮不上“郭氏诗是第一回”了。屈原的《离骚》融人、神、自然于一体，构成一幅异常雄奇壮丽完整的图画，象征诗人高洁的品德，早“郭氏”几千年。朱自清论郭沫若新诗时，对中国诗传统采取虚无主义，论郭沫若就失去根基了。
请注意，朱自清在称赞郭沫若的诗的特点之后，特意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过这些也都是外国影响”。读到此，我们应该清楚朱自清对郭沫若的新诗并不只是赞誉。
直到朱自清晚年，在他与叶圣陶、吕叔湘合编的《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中，对所编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一诗解读道：“他的诗有两个新的主题，就是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由于前者，他把大自然看作神，看作朋友。由于后者，他要做个‘地之子’，地球的儿子。”重复了《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观点，反倒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表达了钦佩之情，尽管朱自清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但这证明朱自清开始走近马克思主义。
郭沫若的文字最早提到朱自清，是1922年7月，比朱自清日记中提到郭沫若早两年。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说，在上海的由马霍路迁到民厚南里的泰东书局编辑所，他经常与张闻天、汪馥泉等作家晤面。
文学研究会的诗人朱自清也来过一两次，他完全像一位乡先生，从他的手里能写出一些清新的诗，我觉得有些诧异。他那右侧的颅顶部有一个很大的秃了发的疮痕，可更助长了他的乡先生的风味。
“清新”二字，是他对朱自清诗的评价，看不出他多么欣赏朱自清。
他们二人分别代表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革命作家和淡泊处世、严谨治学的学院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郭二人不是战友，也不是朋友。在知识分子纷争激烈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朱自清能出于公心，研究和评价郭沫若的新诗和文史研究，是当时学院派学者的科学态度。后来朱自清还与吴晗、郭沫若等人合作，编辑出版了《闻一多全集》。更证明朱自清与逝者闻一多的深厚友谊，以及他的虚怀若谷对待一切人的胸怀。
有些论者，在谈朱自清推崇郭沫若新诗时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国时期学院派知识分子和有学问的革命家的互动”（《朱自清与郭沫若》）。这是说得通的，但是又说“朱自清对郭沫若的认同有力地证明了郭沫若在学院派知识分子中的巨大影响力”，就有悖于历史真实了。倘说郭沫若曾以革命者自居，以宗派主义蔑视、攻击鲁迅、茅盾等作家，包括胡适、叶绍钧、沈从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1948年8月，朱自清为《闻一多全集》耗去太多的心血，在出版当月，朱自清胃病发作，不幸逝世。8月15日，二十多名留港作家联名致电清华大学，悼念朱自清。17日，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总会暨香港分会十九人，致电清华大学朱自清治丧委员会，“遥申哀悼”。9月11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也在香港举行朱自清追悼会。三次追悼会，郭沫若都参加了。他是代表共产党为朱自清先生举行追悼活动的，而不是以逝者朋友身份出席的。
毛泽东对朱自清的评价是：
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这是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的话，是对一生保持着光明正义的执着追求，在人生道路和文学作品中都显示出高尚人格的、正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自清的崇高评价。该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
——闻一多探索新诗格律化中的是非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著名的“新月派”（或称“新月诗派”）。它并不是纯文学艺术社团，而是当时上流社会部分学者、作家组成的俱乐部性质团体。成立于1923年的北京。主要成员有徐志摩、胡适、梁启超、陈西滢等。后来，从美国回来的闻一多、余上沅也参加了新月社的活动。新月社在文学创作，特别是文学理论上产生不小影响，贡献不俗。他们以徐志摩编的《晨报副刊·诗镌》为基地，发表诗歌创作和理论，具有鲜明的流派特点。徐志摩的诗歌前面已经介绍，不再重复。闻一多的《死水》为诗歌格律化提供了成功的例证。他的《诗的格律》进一步提出格律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美学理论。闻一多和其他成员，开创了一个诗的流派，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不小的价值。
闻一多是从“新月派”冉冉升起的诗人。徐志摩在《猛虎集·序》中，这样推崇闻一多：
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
徐志摩准确地概括了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以及他在当时诗界的地位和影响。
闻一多与徐志摩在诗的艺术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异，二人的性格、思想也迥然不同，如果说徐志摩的诗是轻盈潇洒的诗风，而闻一多的诗则更为深厚持重，但在用很高的诗艺术手段表达人生的思考与执着、爱的信念与深情方面，他们又有太多的一致。他们是共同地、缺一不可地呈现了“新月派”的诗风和精神，推动了新诗继承中国诗歌传统之格律化运动。这与郭沫若等过多借鉴、模仿西方诗风，放弃传统有所不同。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生于湖北省浠水县一个封建世家，父亲是清末秀才。闻一多自幼学习传统诗书，六岁入塾读四书，七岁习国文、历史、博物等课本。1910年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两年后入国民公校及实修学校。同年夏，考入北京清华学校，改名多，1920年又改为一多。他曾在当时写的自传《闻多》中，风趣地说：
好文学及美术，独拙于科学，亦未尝强求之。人或责之，多叹曰：“吁！物有所适，性有所近，必欲强物以倍性，几何不至抑郁而发狂疾哉。”每暑假返家，恒闭户读书，忘寝馈。每闻宾客至，辄踧踖隅匿，顿足言曰：“胡又来扰人也！”所居室中，横胪群籍，榻几恒满。闲为古文辞，喜敷陈奇义，不屑屑于浅显。暇则歌啸或奏箫笛以自娱，多宫商之音。习书画，不拘拘于陈法，意之所至，笔辄随之不稍停云。
闻一多家乃是“书香门第”“耕读世家”，《闻多》中亦说：
先世业儒，大父尤嗜书，尝广鸠群籍，费不赀，筑室曰“绵葛轩”，延名师傅诸孙十余辈于内。
家庭对教育颇为重视，其文化氛围甚为浓郁。每到寒暑假，闻一多率弟妹们一起读书，写诗，评诗，“将欲‘诗化’吾家庭也”。
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身边也聚集了一群喜欢文学的同窗，以《清华周刊》为园地，以清华文学社为依托，共同创作新诗，互相批评。梁实秋等同学都纷纷加入。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