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民国二十二年（1933）（2 / 11）
其实呢，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姻，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是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前面所述，皆来自文传或口传。而张允和是亲历者，她的表述最具权威。
1988年4月，张允和从台湾飞到北京，一是旧地重游，二是探望妹妹张兆和和妹夫沈从文。
4月6日，春风和煦，张允和来到东便门、崇文门东大街二十二号，探望已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三妹夫沈从文，同往的还有台湾青年作家张大春。张兆和沏上一壶湘西绿茶，聊起一大堆旧事。沈从文笑着指了指张允和：“你是三姑六婆中的媒婆。”引起了张允和以下的回忆：
那是1932年一个夏天的早晨，约莫十点钟左右，太阳照在苏州九如巷的半边街道上。石库门框黑漆大门外，来了一个文文绉绉、秀秀气气的身穿灰色长衫的青年人，脸上戴一副近视眼镜。他说姓沈，从青岛来的，要找张兆和。我这二小姐是家中八个妹妹和弟弟的头儿。一听呼唤，我“得、得”地下了“绣楼”，走到大门口，认出是沈从文。我说：“沈先生，三妹到公园图书馆看书去了，一会儿回来。请进来，屋里坐。”他一听我这样说，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结结巴巴地告诉了我他的住处是个旅馆。天哪，我想这完了！三妹怎么会到旅馆里去看他呢？
张允和接着写三妹回来，她告诉三妹沈从文的房间号，叫三妹吃完饭就去看沈从文。三妹表示不去。她给三妹出了个主意，就说家里姐弟很好玩，请他到家里坐。沈从文来到张家，给弟妹们讲故事，深得好感，直讲到小主人们一个个睁不开眼，只好去睡。她以不再做“臭萝卜干”托词走开。
1933年春，张兆和给张允和看沈从文给自己写的信。那信中请张允和代沈从文向父母提亲，并说如其父母同意，让兆和立刻发电报告之。张允和找到父母，“一说即成”了。
那时打电报，讲究用文言，不用大白话。电报要字少、意达、省钱。苏州只有一处电报局，远在阊门外。我家住在城中心，坐人力车要拐拐弯弯走好长的路。我在人力车上想，电报怎么打。想到电报末尾要具名。我的名字“允”字不就是“同意”的意思吗？
进了电报局，我递上电报稿：“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得意扬扬地转回家门，告诉三妹：这一个“允”字，一当两用，既表示婚事“允”了，也署了我的名字“允”。这就是“半个字”的电报。当时，三妹听了不做声，她心中有些不放心，万一沈从文看不明白呢？
她悄悄地坐人力车再到阊门电报局，递上了她的用白话写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三妹的白话电报里，居然有一个“吧”字，这在当时真是别开生面。可惜电文还不完整，还缺少一个感叹号。这甜酒多么甜！真是“蜜”电。
这篇文章回忆那已遥远的，几被岁月尘埃湮没的温馨而美好的往事，原本是张允和要和三妹夫沈从文逗逗乐的，不料，在《文汇报》刊登的第二天，沈从文突然辞世，竟成了别样的悼文。
1933年，沈、张重回北平后，在秋高气爽的9月9日，二人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向亲友们宣布结婚。京城名媛林徽因和她的夫婿梁思成，特为他们送了锦缎百子图床单，给极为简单的婚房，增添了喜气。
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沈从文迎来了创作的高潮。人们把从此至1938年，视为他创作的成熟阶段。经过几年的探索，沈从文小说的独特艺术风格已基本形成，他对社会人生独具特征的思考及对小说形式多方的尝试和创新，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沈氏特别的风景。
1933年冬至1934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边城》，便是这时的代表作。
《边城》呈现了湘西从一个闭塞的充满原始野性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风貌。小说于历史的运动、社会的嬗变、新旧的交替之中的“常”与“变”的纠缠、恩怨之中，表现湘西民性中的朴素之美和底层乡民的命运的苦难、人性的沉沦。
《边城》是“善和美”的悲剧。它与俄罗斯的列夫·托尔斯泰着眼于崇高的毁灭不同，沈从文更关注普通、善良、美丽的翠翠们的命运。翠翠“在风日里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翠翠所爱的老二在选择“走马路”（唱歌）求爱时，偏睡着了。他一气之下去了桃源。不久，她那慈祥的老船夫祖父去世了。正如作者所说，小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说穿了，翠翠的悲剧是湘西乡民在抗拒不了的灾难和险境面前，所经历的祸患与厄运。用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话说，这“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
说起《边城》创作，不能不提1933年夏，沈从文偕夫人张兆和的山东崂山之游。沈从文与张兆和来到山溪边，见一身着白色孝服的小姑娘，一边哭泣一边烧纸钱提水。沈从文凝视良久，神情严肃地对张兆和说：“我要用她来写个故事！”这便是沈从文创作《边城》的导因。当然《边城》又是沈从文的一个追忆、一个梦境。他第一次回乡探亲时，他少年时光乡村里的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荡然无存。他在《沈从文别集·长河集》中说：“《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
沈从文把《边城》里的一些人物、风俗写得有些理想化抑或叫美化，正是他有意为之的，为了那一个他久久挥之不去的梦境。但明眼人会看出，“看起来很平静的笔底下，恐怕隐藏着对于现代文明的尖锐的批判和抗议——至少也怀有嫌恶之感”（《沈从文研究》）。这是一位叫山宝静的日本作家说的。
写于1935年的《八骏图》，是沈从文城市题材的代表作。小说写一位作家达士先生到青岛讲课和休假，通篇是一幅自嘲图。他发现同来青岛的七位专家“心灵皆不健全”，他们的性意识同虚饰的外表发生冲突。达士自认是他们的医治者，是主人，结果反倒成了被医治者和奴隶。小说还贯穿了一位有点神秘的女人的黄色身影。小说在对人物性意识、潜意识等“无常的人性”进行认识与分析之后，“从病理学角度剖析作家的使命，对中国现代知识阶级尽情嘲弄”（金介甫《沈从文传》）。
沈从文的散文系列《湘行散记》，是从1934年他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湘西故乡，沿途写给张兆和的信函整理集成的。《湘行散记》与三年前的《从文自传》相互印证，前者为社会见闻，后者是往事追忆。
《湘行散记》是沈从文蘸满了感情的浓墨，带着游子的乡愁，以淡淡的孤独、悲哀的叙事，诉说着对故乡和乡里人的深深怀恋，又表达着深深的悲悯。
《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是散文化的历史生活的长卷，把历史回顾、社会观察、人世变故、命运沧桑，由浓郁的情感绾住，摆脱了不少散文家的学院气、闲适气、闺秀气、市井气，留得清气满乾坤。
1933年9月，刚到北平不久，沈从文正式接手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后更名《大公报·文艺副刊》）。从1928年起，《大公报·文学副刊》由吴宓主编。
世上有许多机缘。在那年，吴宓与沈从文在驶往上海的日本轮船“天津丸”上不期而遇。两人虽初次谋面，但谈笑甚欢，清华大学教授兼北大教授吴宓，是利用暑假到杭州去见诗人毛彦文的，而二十六岁的无名小卒沈从文是到上海谋发展的。在“天津丸”上，谁也没有想到，五年后沈从文会接替吴宓入主《大公报·文学副刊》。吴宓守旧的文化姿态，使该报老板甚为不满，他将吴宓辞掉后，请已在文坛上声名鹊起的沈从文主持。
沈从文乃谦谦君子，明知早年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时，吴宓曾放言“欲杀胡适耳”，对自己接替他的工作心存怨言。但是，自己还是以谦恭的态度相待，并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商讨办报事宜时，专门请前辈吴宓到会听其建言。参会的吴宓的好友、诗人凌宴池曾有诗作记此会。《偕吴雨生沈从文坐来今雨轩》诗曰：
花下曾销几斗才，忘筌得句本无胎。
真迷众色看如雾，欲避同声响若雷。
布谷自呼渐强聒，卢龙轻弃付微唉。
画廊高馆移时坐，怀抱因君忽复开。
从此吴宓不再说三道四。人缘好的沈从文又团结了朱自清、周作人、巴金、老舍、林徽因、杨振声、萧乾、李健吾等文学老将和新秀，《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北方文坛“重镇”。
后因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小说《自杀》，吴宓看了甚为不满。小说写刘习舜教授因恋爱而自杀，吴宓认为是在影射自己。吴宓原娶同学之妹为妻，妻子陈心一是一旧派女子，与吴宓难以匹配，后吴宓与女诗人毛彦文邂逅，便倾心追求，与陈心一离婚。毛彦文出身望族，留美获文学硕士学位。而且人家早就情有所属，最后与大自己三十三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结秦晋之好，在上海公寓相濡以沫。吴宓深受打击，心如死灰。突读《自杀》顿生联想，岂能不怒。 ↑返回顶部↑
1988年4月，张允和从台湾飞到北京，一是旧地重游，二是探望妹妹张兆和和妹夫沈从文。
4月6日，春风和煦，张允和来到东便门、崇文门东大街二十二号，探望已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三妹夫沈从文，同往的还有台湾青年作家张大春。张兆和沏上一壶湘西绿茶，聊起一大堆旧事。沈从文笑着指了指张允和：“你是三姑六婆中的媒婆。”引起了张允和以下的回忆：
那是1932年一个夏天的早晨，约莫十点钟左右，太阳照在苏州九如巷的半边街道上。石库门框黑漆大门外，来了一个文文绉绉、秀秀气气的身穿灰色长衫的青年人，脸上戴一副近视眼镜。他说姓沈，从青岛来的，要找张兆和。我这二小姐是家中八个妹妹和弟弟的头儿。一听呼唤，我“得、得”地下了“绣楼”，走到大门口，认出是沈从文。我说：“沈先生，三妹到公园图书馆看书去了，一会儿回来。请进来，屋里坐。”他一听我这样说，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结结巴巴地告诉了我他的住处是个旅馆。天哪，我想这完了！三妹怎么会到旅馆里去看他呢？
张允和接着写三妹回来，她告诉三妹沈从文的房间号，叫三妹吃完饭就去看沈从文。三妹表示不去。她给三妹出了个主意，就说家里姐弟很好玩，请他到家里坐。沈从文来到张家，给弟妹们讲故事，深得好感，直讲到小主人们一个个睁不开眼，只好去睡。她以不再做“臭萝卜干”托词走开。
1933年春，张兆和给张允和看沈从文给自己写的信。那信中请张允和代沈从文向父母提亲，并说如其父母同意，让兆和立刻发电报告之。张允和找到父母，“一说即成”了。
那时打电报，讲究用文言，不用大白话。电报要字少、意达、省钱。苏州只有一处电报局，远在阊门外。我家住在城中心，坐人力车要拐拐弯弯走好长的路。我在人力车上想，电报怎么打。想到电报末尾要具名。我的名字“允”字不就是“同意”的意思吗？
进了电报局，我递上电报稿：“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得意扬扬地转回家门，告诉三妹：这一个“允”字，一当两用，既表示婚事“允”了，也署了我的名字“允”。这就是“半个字”的电报。当时，三妹听了不做声，她心中有些不放心，万一沈从文看不明白呢？
她悄悄地坐人力车再到阊门电报局，递上了她的用白话写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三妹的白话电报里，居然有一个“吧”字，这在当时真是别开生面。可惜电文还不完整，还缺少一个感叹号。这甜酒多么甜！真是“蜜”电。
这篇文章回忆那已遥远的，几被岁月尘埃湮没的温馨而美好的往事，原本是张允和要和三妹夫沈从文逗逗乐的，不料，在《文汇报》刊登的第二天，沈从文突然辞世，竟成了别样的悼文。
1933年，沈、张重回北平后，在秋高气爽的9月9日，二人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向亲友们宣布结婚。京城名媛林徽因和她的夫婿梁思成，特为他们送了锦缎百子图床单，给极为简单的婚房，增添了喜气。
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沈从文迎来了创作的高潮。人们把从此至1938年，视为他创作的成熟阶段。经过几年的探索，沈从文小说的独特艺术风格已基本形成，他对社会人生独具特征的思考及对小说形式多方的尝试和创新，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沈氏特别的风景。
1933年冬至1934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边城》，便是这时的代表作。
《边城》呈现了湘西从一个闭塞的充满原始野性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风貌。小说于历史的运动、社会的嬗变、新旧的交替之中的“常”与“变”的纠缠、恩怨之中，表现湘西民性中的朴素之美和底层乡民的命运的苦难、人性的沉沦。
《边城》是“善和美”的悲剧。它与俄罗斯的列夫·托尔斯泰着眼于崇高的毁灭不同，沈从文更关注普通、善良、美丽的翠翠们的命运。翠翠“在风日里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翠翠所爱的老二在选择“走马路”（唱歌）求爱时，偏睡着了。他一气之下去了桃源。不久，她那慈祥的老船夫祖父去世了。正如作者所说，小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说穿了，翠翠的悲剧是湘西乡民在抗拒不了的灾难和险境面前，所经历的祸患与厄运。用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话说，这“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
说起《边城》创作，不能不提1933年夏，沈从文偕夫人张兆和的山东崂山之游。沈从文与张兆和来到山溪边，见一身着白色孝服的小姑娘，一边哭泣一边烧纸钱提水。沈从文凝视良久，神情严肃地对张兆和说：“我要用她来写个故事！”这便是沈从文创作《边城》的导因。当然《边城》又是沈从文的一个追忆、一个梦境。他第一次回乡探亲时，他少年时光乡村里的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荡然无存。他在《沈从文别集·长河集》中说：“《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
沈从文把《边城》里的一些人物、风俗写得有些理想化抑或叫美化，正是他有意为之的，为了那一个他久久挥之不去的梦境。但明眼人会看出，“看起来很平静的笔底下，恐怕隐藏着对于现代文明的尖锐的批判和抗议——至少也怀有嫌恶之感”（《沈从文研究》）。这是一位叫山宝静的日本作家说的。
写于1935年的《八骏图》，是沈从文城市题材的代表作。小说写一位作家达士先生到青岛讲课和休假，通篇是一幅自嘲图。他发现同来青岛的七位专家“心灵皆不健全”，他们的性意识同虚饰的外表发生冲突。达士自认是他们的医治者，是主人，结果反倒成了被医治者和奴隶。小说还贯穿了一位有点神秘的女人的黄色身影。小说在对人物性意识、潜意识等“无常的人性”进行认识与分析之后，“从病理学角度剖析作家的使命，对中国现代知识阶级尽情嘲弄”（金介甫《沈从文传》）。
沈从文的散文系列《湘行散记》，是从1934年他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湘西故乡，沿途写给张兆和的信函整理集成的。《湘行散记》与三年前的《从文自传》相互印证，前者为社会见闻，后者是往事追忆。
《湘行散记》是沈从文蘸满了感情的浓墨，带着游子的乡愁，以淡淡的孤独、悲哀的叙事，诉说着对故乡和乡里人的深深怀恋，又表达着深深的悲悯。
《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是散文化的历史生活的长卷，把历史回顾、社会观察、人世变故、命运沧桑，由浓郁的情感绾住，摆脱了不少散文家的学院气、闲适气、闺秀气、市井气，留得清气满乾坤。
1933年9月，刚到北平不久，沈从文正式接手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后更名《大公报·文艺副刊》）。从1928年起，《大公报·文学副刊》由吴宓主编。
世上有许多机缘。在那年，吴宓与沈从文在驶往上海的日本轮船“天津丸”上不期而遇。两人虽初次谋面，但谈笑甚欢，清华大学教授兼北大教授吴宓，是利用暑假到杭州去见诗人毛彦文的，而二十六岁的无名小卒沈从文是到上海谋发展的。在“天津丸”上，谁也没有想到，五年后沈从文会接替吴宓入主《大公报·文学副刊》。吴宓守旧的文化姿态，使该报老板甚为不满，他将吴宓辞掉后，请已在文坛上声名鹊起的沈从文主持。
沈从文乃谦谦君子，明知早年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时，吴宓曾放言“欲杀胡适耳”，对自己接替他的工作心存怨言。但是，自己还是以谦恭的态度相待，并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商讨办报事宜时，专门请前辈吴宓到会听其建言。参会的吴宓的好友、诗人凌宴池曾有诗作记此会。《偕吴雨生沈从文坐来今雨轩》诗曰：
花下曾销几斗才，忘筌得句本无胎。
真迷众色看如雾，欲避同声响若雷。
布谷自呼渐强聒，卢龙轻弃付微唉。
画廊高馆移时坐，怀抱因君忽复开。
从此吴宓不再说三道四。人缘好的沈从文又团结了朱自清、周作人、巴金、老舍、林徽因、杨振声、萧乾、李健吾等文学老将和新秀，《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北方文坛“重镇”。
后因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小说《自杀》，吴宓看了甚为不满。小说写刘习舜教授因恋爱而自杀，吴宓认为是在影射自己。吴宓原娶同学之妹为妻，妻子陈心一是一旧派女子，与吴宓难以匹配，后吴宓与女诗人毛彦文邂逅，便倾心追求，与陈心一离婚。毛彦文出身望族，留美获文学硕士学位。而且人家早就情有所属，最后与大自己三十三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结秦晋之好，在上海公寓相濡以沫。吴宓深受打击，心如死灰。突读《自杀》顿生联想，岂能不怒。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