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国二十一年（1932）（2 / 7）
在黎锦熙看来，为人结集著述，友人强于弟子，钱玄同是最佳人选。其一，二人交情深厚。钱玄同1903年便接触刘师培的著作，甚是叹服，“有世谊，愿与订交之心甚炽”。1907年，在日本章太炎处初见刘师培后，钱、刘二人过从甚密。钱玄同曾说：“自尔遂恒与刘君谈论，获益甚多。”其二，钱玄同乃章太炎之高徒，学问博大精深，且与胡适等亲近，深具现代科学与民主素养。用黎锦熙在《钱玄同传》的话，就是钱玄同“以音韵学为主，本其师传，复运以科学方法，参以新获材料，卓然成当代大师”。他能以历史眼光来整理、评判。
曾有人劝钱玄同，刘师培晚节不保，曾引起公愤，这等人不值得为之编辑遗著。钱玄同认为“吾侪此时刊行申叔遗书，首在表彰其学术，次则为革命史上一段史料”。一切已成历史，不容改变，也无须讳饰，故当实事求是，以尊重历史，其学术成就自有价值，需要继承。钱玄同坚持“尊重历史，表彰学术”的原则，即可体现伟大的思想境界，这又是《刘申叔遗书》成功的原因。
刘师培虽仅享寿三十六岁，但一生勤奋著述，共著有四百多万字，居民国初同辈学者之前列。当时为乱世，遗著多散佚。钱玄同除翻遍各种报刊、仪征刘家的藏书、藏稿，还到处收集。黎锦熙说，除了报刊与直接从仪征刘家所得的材料外，“大部分是钱先生旧存与逛厂甸陆续得来的材料”。
钱玄同为一著名学者，一般还是易征得相关资料，但也有舍不得示人者。黄侃曾于1919年焚香跪地拜刘师培为师。黄侃处就藏有不少刘师培的书稿。不过钱玄同与同门师兄黄侃曾闹矛盾失和，不便向他借刘师培的资料。后来钱从另一师弟吴承仕处得知黄的友人，河南大学教授邵次公曾向黄借《西汉周官师说考》，录有副本，又有某君转录了邵之副本。钱玄同立刻给郑裕孚写信说，先生只须访吴承仕，托人向邵或某君转借抄录，“如此，则此书竟能印全帙矣，岂非大快事！黄藏周礼、仪礼两注，以前我们认为最无办法者，今周礼有黄氏油印本，当由弟向其门人陆宗达君借校，仪礼可由检斋去向邵君借抄。此最难得圆满解决之问题，从此竟有解决之方法矣”。
钱玄同承担《刘申叔遗书》的编辑工作，已是五十岁左右，身体状况极差，他还要到北京师范大学上课。一次在课堂上头晕目眩，差点摔倒。同时，他还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驻干事，要承担编《简化字表》的工作。此外，他和吴承仕受恩师章太炎之托，共同编辑《章氏丛书续编》。身体虚弱，工作繁重，但他以过人毅力，全身心投入，一丝不苟地做好所有工作。
1937年3月31日，《刘申叔遗书》全部编完，由钱玄同为全书作序，次年11月付印。又一年后，钱玄同溘然而逝。
为亡友、为中国学术遗产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钱玄同严谨的治学精神、重情重义重理的人格魅力，长留文化长河之中。
钱玄同是留日出身的，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上，却保持了一位学者的爱国主义立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钱玄同与所有日本人包括学者，都断绝往来。几乎在社交场合，甚或在文人的宴会上，凡有日本人参加，他坚决不出席，如若偶见日本人，他会怒目拂袖而去。
九一八事变后次年，章太炎先后三次到北平演讲。有一次钱玄同正与老师章太炎在客厅谈话，特从南京大学赶到北平的黄侃也来拜见老师。黄侃常戏呼他“钱二疯子”。同门师兄弟都在，黄侃忽然大呼“二疯”，指责他不好好研究音韵学，偏偏要弄什么注音字母，提倡白话文。
钱玄同原本性子火暴，一听大为恼火，二人便争吵起来。这时，章太炎从内室走了出来，见两个最有出息的弟子吵作一团，既不从中调解，也不怒喝，只沉痛地说：“现在都什么年月了，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啊，快要念日文‘ァイウエオ’（日本片假名）了！”意思是说，如今正值日寇入侵，占我东北，欲灭我中华，国难当头，你们应团结对敌才是。老师一席发自肺腑的话，让两位大学者羞愧难当。
三年后，黄侃病故，钱玄同以同门身份，给与之争吵了一生的黄侃献了一副挽联：
小学本师传，更？绎纽韵源流，黾勉求之，于古音独明其真谛；
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沉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失此隽才。
挽联高度评价了同门师兄黄侃的学术成就，表达了兄弟之情。
七七事变之后，日寇铁蹄踏进北平，之前北平各高校西迁云南，钱玄同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也迁陕西汉中。只有周作人等，不听胡适等友人劝告，从“苦雨斋”中走出，当了汉奸。钱玄同因患严重高血压等病，行动不便，被迫留在北平，但他以满腔爱国之心、堂堂凛然之民族气节，不向日寇屈服。
1938年，在日寇的刺刀之下，钱玄同恢复多年不用的旧名“钱夏”。他请学生魏建功替他刻一方“钱夏玄同”图章，以表不做亡国奴，早日恢复华夏之志。钱玄同早年留学日本时，参加同盟会，为反清王朝，取名钱夏。
但是，关于钱玄同在日寇占领北平后的晚节问题，曾遭到质问和怀疑，自古以来，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是知识分子最为看重的操守，也是文人风骨的核心。
质疑是一种科学态度。《汉书·陈遵传》说：“竦（张竦）居贫，无宾客，时有好事者从之质疑问事，论道经书而已。”现在对钱玄同的质疑，已非“论道经书”，而是关乎他的晚节，因此须事实回应。
不错，1928年以后，钱玄同已由“猛士”转为“隐士”，他的思想方法和学术结论趋向保守是事实，但到日本入侵之后，所表现的民族气节，成就了钱玄同作为士的名节。他躲进书斋，闭门谢客，寄语外地学人：“钱玄同绝不污伪名！”是自勉，又是号召。其爱国精神、干净灵魂，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褒奖，曰“永保清操”。
日本入侵之后，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对曾经的老战友、同门，已当了汉奸的周作人之偏重享受、无耻事敌有私议；有对离北平的北师大秘书长汪如川表示自己决不当汉奸的铮铮之誓言；有对日本人的文化拉拢的坚拒；国难间，有多次婉拒友人邀宴吃饭的记录。钱玄同的日记，对质疑者做出了清白的回答。
1933年春，钱玄同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有辞谢符定一邀请吃饭的表述：
缘国难如此严重，瞻念前途，忧心如捣，无论为国为家为身，一念忆及，便觉精神如此不安，实无赴宴之雅兴也。（《钱玄同日记》）
言之铿锵，铁骨铮铮。士者，不仅是民族专司思考的理想的智者，还是不惜性命、一身热血的爱国者。
是年5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的毕业生们，为答谢师长的谆谆教导，特宴请众教授。钱玄同照例谢绝，为顾念师生情谊，他参加了饭后的师生合影。
6月6日，胡适即将参加第五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之前，钱玄同写信给胡适，破例为他设宴践行：
我从热河沦陷以后，约有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之事，我并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实缘彼时想到火线上的兵士以血肉之躯当（挡）坦克之炮弹，浑噩的民众又惨遭飞机炸弹之厄，而今之东林党君子犹大倡应该牺牲糜烂之高调，大有“民众遭惨死事极小，国家失体面事极大”之主张，弟对于此等怪现象与新宋儒，实觉悲伤与愤慨，因此，对于有许多无谓之应酬实不愿参与，盖一则无心谈宴，一则实不愿听此等“不仁的梁惠王”之高调也。
自塘沽协定签订以后，至少河北民众及前线士兵总可以由少惨死许多乃至全不遭惨死，故现在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了。
钱玄同念及国难与苍生的苦难而不饮宴，又以“民众及前线士兵”“少惨死”，“不遭惨死”为由，“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了”，于情于理，皆不相悖。钱玄同“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我们当也不该以其“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为怪，乃至责其自食其言。
但1938年3月29日，北平、天津沦陷之际，钱玄同却接受何克之的邀请，出席了有日本人山崎宇佐和文化汉奸参加的宴会。
《周作人年谱》（张菊香著）记载了这次宴会：“午往玉华台，赴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之招宴，同座有山崎宇佐、罗文仲……钱玄同、沈兼士。” ↑返回顶部↑
曾有人劝钱玄同，刘师培晚节不保，曾引起公愤，这等人不值得为之编辑遗著。钱玄同认为“吾侪此时刊行申叔遗书，首在表彰其学术，次则为革命史上一段史料”。一切已成历史，不容改变，也无须讳饰，故当实事求是，以尊重历史，其学术成就自有价值，需要继承。钱玄同坚持“尊重历史，表彰学术”的原则，即可体现伟大的思想境界，这又是《刘申叔遗书》成功的原因。
刘师培虽仅享寿三十六岁，但一生勤奋著述，共著有四百多万字，居民国初同辈学者之前列。当时为乱世，遗著多散佚。钱玄同除翻遍各种报刊、仪征刘家的藏书、藏稿，还到处收集。黎锦熙说，除了报刊与直接从仪征刘家所得的材料外，“大部分是钱先生旧存与逛厂甸陆续得来的材料”。
钱玄同为一著名学者，一般还是易征得相关资料，但也有舍不得示人者。黄侃曾于1919年焚香跪地拜刘师培为师。黄侃处就藏有不少刘师培的书稿。不过钱玄同与同门师兄黄侃曾闹矛盾失和，不便向他借刘师培的资料。后来钱从另一师弟吴承仕处得知黄的友人，河南大学教授邵次公曾向黄借《西汉周官师说考》，录有副本，又有某君转录了邵之副本。钱玄同立刻给郑裕孚写信说，先生只须访吴承仕，托人向邵或某君转借抄录，“如此，则此书竟能印全帙矣，岂非大快事！黄藏周礼、仪礼两注，以前我们认为最无办法者，今周礼有黄氏油印本，当由弟向其门人陆宗达君借校，仪礼可由检斋去向邵君借抄。此最难得圆满解决之问题，从此竟有解决之方法矣”。
钱玄同承担《刘申叔遗书》的编辑工作，已是五十岁左右，身体状况极差，他还要到北京师范大学上课。一次在课堂上头晕目眩，差点摔倒。同时，他还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驻干事，要承担编《简化字表》的工作。此外，他和吴承仕受恩师章太炎之托，共同编辑《章氏丛书续编》。身体虚弱，工作繁重，但他以过人毅力，全身心投入，一丝不苟地做好所有工作。
1937年3月31日，《刘申叔遗书》全部编完，由钱玄同为全书作序，次年11月付印。又一年后，钱玄同溘然而逝。
为亡友、为中国学术遗产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钱玄同严谨的治学精神、重情重义重理的人格魅力，长留文化长河之中。
钱玄同是留日出身的，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上，却保持了一位学者的爱国主义立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钱玄同与所有日本人包括学者，都断绝往来。几乎在社交场合，甚或在文人的宴会上，凡有日本人参加，他坚决不出席，如若偶见日本人，他会怒目拂袖而去。
九一八事变后次年，章太炎先后三次到北平演讲。有一次钱玄同正与老师章太炎在客厅谈话，特从南京大学赶到北平的黄侃也来拜见老师。黄侃常戏呼他“钱二疯子”。同门师兄弟都在，黄侃忽然大呼“二疯”，指责他不好好研究音韵学，偏偏要弄什么注音字母，提倡白话文。
钱玄同原本性子火暴，一听大为恼火，二人便争吵起来。这时，章太炎从内室走了出来，见两个最有出息的弟子吵作一团，既不从中调解，也不怒喝，只沉痛地说：“现在都什么年月了，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啊，快要念日文‘ァイウエオ’（日本片假名）了！”意思是说，如今正值日寇入侵，占我东北，欲灭我中华，国难当头，你们应团结对敌才是。老师一席发自肺腑的话，让两位大学者羞愧难当。
三年后，黄侃病故，钱玄同以同门身份，给与之争吵了一生的黄侃献了一副挽联：
小学本师传，更？绎纽韵源流，黾勉求之，于古音独明其真谛；
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沉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失此隽才。
挽联高度评价了同门师兄黄侃的学术成就，表达了兄弟之情。
七七事变之后，日寇铁蹄踏进北平，之前北平各高校西迁云南，钱玄同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也迁陕西汉中。只有周作人等，不听胡适等友人劝告，从“苦雨斋”中走出，当了汉奸。钱玄同因患严重高血压等病，行动不便，被迫留在北平，但他以满腔爱国之心、堂堂凛然之民族气节，不向日寇屈服。
1938年，在日寇的刺刀之下，钱玄同恢复多年不用的旧名“钱夏”。他请学生魏建功替他刻一方“钱夏玄同”图章，以表不做亡国奴，早日恢复华夏之志。钱玄同早年留学日本时，参加同盟会，为反清王朝，取名钱夏。
但是，关于钱玄同在日寇占领北平后的晚节问题，曾遭到质问和怀疑，自古以来，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是知识分子最为看重的操守，也是文人风骨的核心。
质疑是一种科学态度。《汉书·陈遵传》说：“竦（张竦）居贫，无宾客，时有好事者从之质疑问事，论道经书而已。”现在对钱玄同的质疑，已非“论道经书”，而是关乎他的晚节，因此须事实回应。
不错，1928年以后，钱玄同已由“猛士”转为“隐士”，他的思想方法和学术结论趋向保守是事实，但到日本入侵之后，所表现的民族气节，成就了钱玄同作为士的名节。他躲进书斋，闭门谢客，寄语外地学人：“钱玄同绝不污伪名！”是自勉，又是号召。其爱国精神、干净灵魂，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褒奖，曰“永保清操”。
日本入侵之后，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对曾经的老战友、同门，已当了汉奸的周作人之偏重享受、无耻事敌有私议；有对离北平的北师大秘书长汪如川表示自己决不当汉奸的铮铮之誓言；有对日本人的文化拉拢的坚拒；国难间，有多次婉拒友人邀宴吃饭的记录。钱玄同的日记，对质疑者做出了清白的回答。
1933年春，钱玄同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有辞谢符定一邀请吃饭的表述：
缘国难如此严重，瞻念前途，忧心如捣，无论为国为家为身，一念忆及，便觉精神如此不安，实无赴宴之雅兴也。（《钱玄同日记》）
言之铿锵，铁骨铮铮。士者，不仅是民族专司思考的理想的智者，还是不惜性命、一身热血的爱国者。
是年5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的毕业生们，为答谢师长的谆谆教导，特宴请众教授。钱玄同照例谢绝，为顾念师生情谊，他参加了饭后的师生合影。
6月6日，胡适即将参加第五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之前，钱玄同写信给胡适，破例为他设宴践行：
我从热河沦陷以后，约有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之事，我并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实缘彼时想到火线上的兵士以血肉之躯当（挡）坦克之炮弹，浑噩的民众又惨遭飞机炸弹之厄，而今之东林党君子犹大倡应该牺牲糜烂之高调，大有“民众遭惨死事极小，国家失体面事极大”之主张，弟对于此等怪现象与新宋儒，实觉悲伤与愤慨，因此，对于有许多无谓之应酬实不愿参与，盖一则无心谈宴，一则实不愿听此等“不仁的梁惠王”之高调也。
自塘沽协定签订以后，至少河北民众及前线士兵总可以由少惨死许多乃至全不遭惨死，故现在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了。
钱玄同念及国难与苍生的苦难而不饮宴，又以“民众及前线士兵”“少惨死”，“不遭惨死”为由，“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了”，于情于理，皆不相悖。钱玄同“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我们当也不该以其“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为怪，乃至责其自食其言。
但1938年3月29日，北平、天津沦陷之际，钱玄同却接受何克之的邀请，出席了有日本人山崎宇佐和文化汉奸参加的宴会。
《周作人年谱》（张菊香著）记载了这次宴会：“午往玉华台，赴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之招宴，同座有山崎宇佐、罗文仲……钱玄同、沈兼士。”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