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民国二十年（1931）（1 / 8）
胡适重返北京大学，拉开“北大中兴”序幕。九一八事变唤起国人和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血性。
1931年，是民族危机爆发的一年。南京政府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严刑峻法，严加控制言论。7月，新月书店北平分店被搜查，几百册《新月》被抄没。王造时登上书生论政舞台，在《新月》发表《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檄文，酣畅淋漓，讥讽当局，是《新月》论政时代结束前最为响亮的鸣镝。
胡适重返北京大学，选聘丁文江、徐志摩、钱穆、李四光等著名学者到北大执教，一时间，北大人才云蒸霞蔚，社会各界谓之“北大中兴”。
九一八事变唤醒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和血性。胡适等知识分子在关乎国家存亡的历史关头，以一腔爱国热忱投入这场民族自卫战争。
此时的周作人是以大时代弄潮儿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但到了1931年，他在致信汪馥泉时说，当前“封建思想更深且重，所以社会现象亦更不佳，既无反抗之志与力，我想且稍取隐逸态度为宜”。其散文中温暖的人情和人性也渐渐淡化。
冰心散文集《南归》《先知》出版。朱自清作《论诗学门径》《论中国诗的出路》。沈从文《论朱湘的诗》《论刘半农的〈扬鞭集〉》《论中国的创作小说》等论文发表，创作小说《夜渔》《三三》《虎雏》《黔小景》等。胡适发表评论《评〈梦家诗集〉》《以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论牟子〈思想论〉》《辨伪举例——蒲松龄的生年考》《〈醒世姻缘传〉考证》等，出版《淮南王书》。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挂”——胡适重返北京大学
1930年11月30日，胡适在北方凛冽的寒风中，抵达北平，卜居后门内米粮库四号。距1927年5月17日，自北平迁居上海，已过三年半。其间，胡适曾三次回到北平。
1929年1月，作为董事会董事，胡适北上参加了北平协和医学院校董事会议。他抽空去探望在重病中的老朋友梁启超，不料他赶到时，梁氏刚刚病故几个小时，他悲痛中参加其大殓。后又去北京大学旧地重游，感触良多，赋诗《三年不见他》感怀：
三年不见他，
就自信能把他忘了。
今天又看见他，
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成眠，
萦想着他的愁、病、衰老。
刚闭上了一双倦眼，
又只见他庄严曼妙。
我欢喜醒来，
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挂！”
1930年6月和10月，胡适受邀到北平演讲与参加学术活动，同时也为来北平寻租新房。胡适在日记中说，他每次演讲都是人满为患，一次到协和医学校用英文演讲，听众仍将会场挤得满满的。通常，关于哲学之类学术性很强的演说听众总是寥寥无几，然而北平的学术界、教育界，总是热情地挤进会场，去听胡适的演讲，显然是对他的思想和文化人格，充满敬意和支持的。10月17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对社会国家的责任也更重，因为人对我的期望更大了。我如何能负这许多人的期望呢？”胡适常用“凡执事不敬，未有不败亡的”这句话自勉、约束、鞭策、砥砺自己，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勇敢无畏地奉献自己的才智。这句话是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的。今天听来，仍掷地有声。
12月6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为胡适开欢迎会，他的学生傅斯年发表热情而真诚的欢迎词，令胡适颇为动容。胡适致答词曰：“生平抱三个志愿：一，提倡新文学；二，提倡思想改革；三，提倡整理国故。此三事皆可以‘提倡有心，实行无力’八个字作为我的定论。”
四天后北京大学为他举行欢迎会，北大代理校长陈大纪、哲学系主任张真如等参加。胡适致答谢词曰：“我们当前的问题是社会、国家、人生、思想，我们应该注意活的问题，不该专研究过去历史上死的问题。古代的成功或失败，仅是我们的指导和教训。我们应该领导社会思想，研究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
12月17日夜，胡适在北平的米粮库四号宅第，灯火通明，北平各界好友欢聚于寿宴，贺诗拜寿，在生日蛋糕上点起四十支红烛，举杯用英文唱寿诞之歌，为胡适四十大寿祝福。那夜，飘起纷纷扬扬的瑞雪。
1931年1月，胡适到北京大学任教，几经推辞，到1932年才接受北京大学校长也是他的经年老友蒋梦麟的坚请，受聘为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系主任之职。
胡适到北大后，蒋、胡二人多次围炉商议，拟就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重振北大、加快发展的周密计划。他们再次打出老校长蔡元培“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略，兼设“校务委员会”取代过去的“校评议会”。改文、法、理三“科”为“三学院”，定周炳琳为法学院院长，刘树杞为理学院院长。蒋梦麟自唱白脸，负责“辞退旧人”，请胡适唱红脸，“选聘新人”。胡适如炬慧眼，“选聘”了丁文江、徐志摩、钱穆、李四光、陶希圣、孟森、汤用彤等著名学者、教授到北大执教。一时间，北大人才云蒸霞蔚，社会各界谓之为“北大中兴”。
胡适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七章），也由新月书店正式出版。胡适身在北平，忙于办学，仍不忘为自己在上海发动的人权舆论辩护。是年年初，胡适致信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强调“《新月》同人在提倡这种个人签名负责的言论自由”，“此类负责的言论，无论在任何文明国家之中，皆宜任其自由发表，不可加以压迫”。
1930年11月4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第八区党部，将写文章批评国民党的罗隆基告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指责罗隆基“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罗隆基遂被警备司令部公安局拘捕。在胡适多方营救下，罗被保释。不久，罗又写《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当局又以“挟忿诋毁”为由，强令光华大学开除罗氏。为此，胡适曾代光华大学校长草拟了一个《上蒋介石呈》，直接向蒋介石解释其事缘由并为罗隆基鸣冤，“今有一事上陈，即教育部饬令光华大学撤去罗隆基教员职务是也。罗隆基在《新月》杂志发表言论，意在主张人权，间有批评党治之语，其措辞容有未当。惟其言论均由个人负责签名，纯粹以公民资格发抒意见”，拟请免职撤换处分，以示包容云云。
当时的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极力支持胡适，他以校长的身份，给蒋介石上书，力保罗隆基。但翌年1月，当局还是以“言论谬妄”，强令光华大学辞退罗隆基的教职。罗继续在上海主编《新月》，依然锋芒毕露地发表他的书生论政。5月，汪精卫在上海《民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当时有三种思想鼎足而立：共产主义、《新月》派和三民主义。 ↑返回顶部↑
1931年，是民族危机爆发的一年。南京政府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严刑峻法，严加控制言论。7月，新月书店北平分店被搜查，几百册《新月》被抄没。王造时登上书生论政舞台，在《新月》发表《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檄文，酣畅淋漓，讥讽当局，是《新月》论政时代结束前最为响亮的鸣镝。
胡适重返北京大学，选聘丁文江、徐志摩、钱穆、李四光等著名学者到北大执教，一时间，北大人才云蒸霞蔚，社会各界谓之“北大中兴”。
九一八事变唤醒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和血性。胡适等知识分子在关乎国家存亡的历史关头，以一腔爱国热忱投入这场民族自卫战争。
此时的周作人是以大时代弄潮儿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但到了1931年，他在致信汪馥泉时说，当前“封建思想更深且重，所以社会现象亦更不佳，既无反抗之志与力，我想且稍取隐逸态度为宜”。其散文中温暖的人情和人性也渐渐淡化。
冰心散文集《南归》《先知》出版。朱自清作《论诗学门径》《论中国诗的出路》。沈从文《论朱湘的诗》《论刘半农的〈扬鞭集〉》《论中国的创作小说》等论文发表，创作小说《夜渔》《三三》《虎雏》《黔小景》等。胡适发表评论《评〈梦家诗集〉》《以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论牟子〈思想论〉》《辨伪举例——蒲松龄的生年考》《〈醒世姻缘传〉考证》等，出版《淮南王书》。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挂”——胡适重返北京大学
1930年11月30日，胡适在北方凛冽的寒风中，抵达北平，卜居后门内米粮库四号。距1927年5月17日，自北平迁居上海，已过三年半。其间，胡适曾三次回到北平。
1929年1月，作为董事会董事，胡适北上参加了北平协和医学院校董事会议。他抽空去探望在重病中的老朋友梁启超，不料他赶到时，梁氏刚刚病故几个小时，他悲痛中参加其大殓。后又去北京大学旧地重游，感触良多，赋诗《三年不见他》感怀：
三年不见他，
就自信能把他忘了。
今天又看见他，
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成眠，
萦想着他的愁、病、衰老。
刚闭上了一双倦眼，
又只见他庄严曼妙。
我欢喜醒来，
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挂！”
1930年6月和10月，胡适受邀到北平演讲与参加学术活动，同时也为来北平寻租新房。胡适在日记中说，他每次演讲都是人满为患，一次到协和医学校用英文演讲，听众仍将会场挤得满满的。通常，关于哲学之类学术性很强的演说听众总是寥寥无几，然而北平的学术界、教育界，总是热情地挤进会场，去听胡适的演讲，显然是对他的思想和文化人格，充满敬意和支持的。10月17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对社会国家的责任也更重，因为人对我的期望更大了。我如何能负这许多人的期望呢？”胡适常用“凡执事不敬，未有不败亡的”这句话自勉、约束、鞭策、砥砺自己，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勇敢无畏地奉献自己的才智。这句话是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的。今天听来，仍掷地有声。
12月6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为胡适开欢迎会，他的学生傅斯年发表热情而真诚的欢迎词，令胡适颇为动容。胡适致答词曰：“生平抱三个志愿：一，提倡新文学；二，提倡思想改革；三，提倡整理国故。此三事皆可以‘提倡有心，实行无力’八个字作为我的定论。”
四天后北京大学为他举行欢迎会，北大代理校长陈大纪、哲学系主任张真如等参加。胡适致答谢词曰：“我们当前的问题是社会、国家、人生、思想，我们应该注意活的问题，不该专研究过去历史上死的问题。古代的成功或失败，仅是我们的指导和教训。我们应该领导社会思想，研究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
12月17日夜，胡适在北平的米粮库四号宅第，灯火通明，北平各界好友欢聚于寿宴，贺诗拜寿，在生日蛋糕上点起四十支红烛，举杯用英文唱寿诞之歌，为胡适四十大寿祝福。那夜，飘起纷纷扬扬的瑞雪。
1931年1月，胡适到北京大学任教，几经推辞，到1932年才接受北京大学校长也是他的经年老友蒋梦麟的坚请，受聘为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系主任之职。
胡适到北大后，蒋、胡二人多次围炉商议，拟就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重振北大、加快发展的周密计划。他们再次打出老校长蔡元培“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略，兼设“校务委员会”取代过去的“校评议会”。改文、法、理三“科”为“三学院”，定周炳琳为法学院院长，刘树杞为理学院院长。蒋梦麟自唱白脸，负责“辞退旧人”，请胡适唱红脸，“选聘新人”。胡适如炬慧眼，“选聘”了丁文江、徐志摩、钱穆、李四光、陶希圣、孟森、汤用彤等著名学者、教授到北大执教。一时间，北大人才云蒸霞蔚，社会各界谓之为“北大中兴”。
胡适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七章），也由新月书店正式出版。胡适身在北平，忙于办学，仍不忘为自己在上海发动的人权舆论辩护。是年年初，胡适致信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强调“《新月》同人在提倡这种个人签名负责的言论自由”，“此类负责的言论，无论在任何文明国家之中，皆宜任其自由发表，不可加以压迫”。
1930年11月4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第八区党部，将写文章批评国民党的罗隆基告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指责罗隆基“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罗隆基遂被警备司令部公安局拘捕。在胡适多方营救下，罗被保释。不久，罗又写《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当局又以“挟忿诋毁”为由，强令光华大学开除罗氏。为此，胡适曾代光华大学校长草拟了一个《上蒋介石呈》，直接向蒋介石解释其事缘由并为罗隆基鸣冤，“今有一事上陈，即教育部饬令光华大学撤去罗隆基教员职务是也。罗隆基在《新月》杂志发表言论，意在主张人权，间有批评党治之语，其措辞容有未当。惟其言论均由个人负责签名，纯粹以公民资格发抒意见”，拟请免职撤换处分，以示包容云云。
当时的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极力支持胡适，他以校长的身份，给蒋介石上书，力保罗隆基。但翌年1月，当局还是以“言论谬妄”，强令光华大学辞退罗隆基的教职。罗继续在上海主编《新月》，依然锋芒毕露地发表他的书生论政。5月，汪精卫在上海《民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当时有三种思想鼎足而立：共产主义、《新月》派和三民主义。 ↑返回顶部↑